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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种制度,叫做早请示晚报到,还要每天晚上接收最高指示。所以冬荣每天晚上都要去学校接受指示。这时候特别凸显家近是一宝。冬荣从来没有担心回不了家。都是和她一起入职的小杨老师,刚刚生完孩子,如果回不去家,孩子饿得哇哇哭。她随丈夫住在城里头,每次请示的时候她便不停的偷偷看手表。生怕赶不上末班车,会议一结束,她就像个短跑健将一样向车站飞奔而去。可有一次,领导多讲了几句,就真的赶不上末班车了,冬荣邀她在自己家里头凑合忍这一宿。犹豫了半天小杨还是决定回去。夜班车发车间隔时间长,况且只有大站才停靠。像这种小镇是没有站的。要摸黑走上几公里的路,到大站去等车。但是冬荣劝不动小杨,小杨乳房也确实胀奶胀的难受。奶汁已经自己溢出来了,在前胸的衣服上印湿了一大片。想想嗷嗷待哺的孩子,小杨老师还是打着手电筒走了。第二天她一直都在按脑袋,冬荣见了悄悄的凑过去问她昨天晚上几点到的家。小杨老师撇了一下嘴道:哪里还是昨天夜里,是今天凌晨两点左右到的,夜里头风大,吹的我脑门子疼,今天又起了个大早赶过来,现在头昏昏沉沉的。就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

    冬荣拿出两片姜和一段葱白,笑着说:昨天晚上,我和我爸说了,你非要赶夜路回去喂孩子,我爸就说你今天早上肯定会头疼,让我一早带了这个让你用开水沏了喝。说喝上后,微微出了汗,这在表的风寒就会散出去了。头也就不会疼了。小杨刚喝了一杯这姜片葱白热水,这病就好了一大半,便逢人就讲王四先生真的是神医,竟然能预料到别人会有什么病,该吃什么药。

    现在的社会尊师重教老师尤其是重点学校的在编老师,被家长和学生众星捧月一般,地位极其之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讲究的是向老师开火。老师的地位可想而知。小一点的孩子还好,但高年级的学生就完全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了,你在前面讲着课,只要刚一转头去做板书,高年级的学生就会向你的后脑勺扔粉笔头,你还不敢动怒。批改作业更是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有一个老师,像往常一样给一张错误的卷子,打了个大叉子,第二天就被贴了大字报当众批斗,理由是那红叉子滑下来的路线碰到了某些敏感的字眼。后来老师们商量着,要不然在错字上画个圈。或者在底下画个波浪线,这样不至于把线划到别的字符上。可是又有老师问,那要是如果敏感的字眼的字写错了怎么办?所以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好在大多数时间也都不上课,没有什么作业要批改,大家都忙着搞运动。

    有一阵子红卫兵驻扎在学校里,学校要协调管理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因为冬荣数学好,校长便让她管粮票,伙食消耗记账什么的,这样一来,冬荣常常要晚上加班,红卫兵的帐是决不能出现半点错误的,有一次又是到了很晚。有一张粮票,怎么都找不到,这帐老也是对不上,冬荣数了一遍又一遍,急得都要哭了。眼瞅着到了凌晨,第二天一早还理不清交不上,可怎么是好,冬荣胆子小。她见过被批斗的老师,上次有一个教导主任还是党员,但不知办了什么事,被定了走资派。被挂了牌子,两手反剪着押到主席台上开批斗会,当时这个教导主任已经快40岁了,还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每次让她认错,她只说一句话,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批斗她的人听了也拿她没辙,这句话怎么听着都是真理。最后怀着孕的她在台上被剃了个阴阳头,就是一边留着头发,一边剃成秃瓢,她被人摆弄着,本来怀孕的人大小便就受压迫。这时候只见他大小便失禁了,在主席台上留下一大滩的污渍。冬荣看到这儿,就吓得不敢睁眼了。

    这次少了一张粮票,冬荣害怕自己也挨批斗。只好再去走过的地儿找一找。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近视眼的人,对黑夜的调节能力比正常视力的人差,好比说,正常视力的人从亮处到暗处,很快就能适应,但是近视眼的人这种适应能力会大幅的降低,适应时间会延长,所以眼睛高度近视的冬荣到这些黑咕隆咚的地儿去的时候,一出门便摔进了一个大沟里,左手一撑地,嘎巴一声骨折了。

    其实那个大坑是防空洞,那时候说是为了防止某国进行核武器的袭击,大家都在挖防空洞,白天的时候冬荣也参加了,但是现在心里一急,她早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

    住宿的红卫兵,听到声响过来查看。冬荣看看散落在坑里的粮票,心里拔凉拔凉的,但嘴上只能说自己过来捡粮票,结果掉进了坑里。可说也奇怪,一个红卫兵小姑娘眼尖手快,拾起了所有的粮票,数了数竟说一张都不差,红卫兵们还表扬冬荣,工作尽职尽责,说这骨折是工伤,迅速叫来了学校的值班老师,特意送冬荣回家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王四先生带冬荣去医院,正了骨打了石膏。因为骨折,冬荣可以在家休息,也不用去挖什么防空洞了,冬荣忽然对赛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