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种制度，叫做早请示晚报到，还要每天晚上接收最高指示。所以冬荣每天晚上都要去学校接受指示。这时候特别凸显家近是一宝。冬荣从来没有担心回不了家。都是和她一起入职的小杨老师，刚刚生完孩子，如果回不去家，孩子饿得哇哇哭。她随丈夫住在城里头，每次请示的时候她便不停的偷偷看手表。生怕赶不上末班车，会议一结束，她就像个短跑健将一样向车站飞奔而去。可有一次，领导多讲了几句，就真的赶不上末班车了，冬荣邀她在自己家里头凑合忍这一宿。犹豫了半天小杨还是决定回去。夜班车发车间隔时间长，况且只有大站才停靠。像这种小镇是没有站的。要摸黑走上几公里的路，到大站去等车。但是冬荣劝不动小杨，小杨乳房也确实胀奶胀的难受。奶汁已经自己溢出来了，在前胸的衣服上印湿了一大片。想想嗷嗷待哺的孩子，小杨老师还是打着手电筒走了。第二天她一直都在按脑袋，冬荣见了悄悄的凑过去问她昨天晚上几点到的家。小杨老师撇了一下嘴道：哪里还是昨天夜里，是今天凌晨两点左右到的，夜里头风大，吹的我脑门子疼，今天又起了个大早赶过来，现在头昏昏沉沉的。就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
冬荣拿出两片姜和一段葱白，笑着说：昨天晚上，我和我爸说了，你非要赶夜路回去喂孩子，我爸就说你今天早上肯定会头疼，让我一早带了这个让你用开水沏了喝。说喝上后，微微出了汗，这在表的风寒就会散出去了。头也就不会疼了。小杨刚喝了一杯这姜片葱白热水，这病就好了一大半，便逢人就讲王四先生真的是神医，竟然能预料到别人会有什么病，该吃什么药。
现在的社会尊师重教老师尤其是重点学校的在编老师，被家长和学生众星捧月一般，地位极其之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讲究的是向老师开火。老师的地位可想而知。小一点的孩子还好，但高年级的学生就完全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了，你在前面讲着课，只要刚一转头去做板书，高年级的学生就会向你的后脑勺扔粉笔头，你还不敢动怒。批改作业更是件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有一个老师，像往常一样给一张错误的卷子，打了个大叉子，第二天就被贴了大字报当众批斗，理由是那红叉子滑下来的路线碰到了某些敏感的字眼。后来老师们商量着，要不然在错字上画个圈。或者在底下画个波浪线，这样不至于把线划到别的字符上。可是又有老师问，那要是如果敏感的字眼的字写错了怎么办？所以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好在大多数时间也都不上课，没有什么作业要批改，大家都忙着搞运动。
有一阵子红卫兵驻扎在学校里，学校要协调管理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因为冬荣数学好，校长便让她管粮票，伙食消耗记账什么的，这样一来，冬荣常常要晚上加班，红卫兵的帐是决不能出现半点错误的，有一次又是到了很晚。有一张粮票，怎么都找不到，这帐老也是对不上，冬荣数了一遍又一遍，急得都要哭了。眼瞅着到了凌晨，第二天一早还理不清交不上，可怎么是好，冬荣胆子小。她见过被批斗的老师，上次有一个教导主任还是党员，但不知办了什么事，被定了走资派。被挂了牌子，两手反剪着押到主席台上开批斗会，当时这个教导主任已经快40岁了，还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每次让她认错，她只说一句话，我相信组织相信党。批斗她的人听了也拿她没辙，这句话怎么听着都是真理。最后怀着孕的她在台上被剃了个阴阳头，就是一边留着头发，一边剃成秃瓢，她被人摆弄着，本来怀孕的人大小便就受压迫。这时候只见他大小便失禁了，在主席台上留下一大滩的污渍。冬荣看到这儿，就吓得不敢睁眼了。
这次少了一张粮票，冬荣害怕自己也挨批斗。只好再去走过的地儿找一找。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近视眼的人，对黑夜的调节能力比正常视力的人差，好比说，正常视力的人从亮处到暗处，很快就能适应，但是近视眼的人这种适应能力会大幅的降低，适应时间会延长，所以眼睛高度近视的冬荣到这些黑咕隆咚的地儿去的时候，一出门便摔进了一个大沟里，左手一撑地，嘎巴一声骨折了。
其实那个大坑是防空洞，那时候说是为了防止某国进行核武器的袭击，大家都在挖防空洞，白天的时候冬荣也参加了，但是现在心里一急，她早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
住宿的红卫兵，听到声响过来查看。冬荣看看散落在坑里的粮票，心里拔凉拔凉的，但嘴上只能说自己过来捡粮票，结果掉进了坑里。可说也奇怪，一个红卫兵小姑娘眼尖手快，拾起了所有的粮票，数了数竟说一张都不差，红卫兵们还表扬冬荣，工作尽职尽责，说这骨折是工伤，迅速叫来了学校的值班老师，特意送冬荣回家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王四先生带冬荣去医院，正了骨打了石膏。因为骨折，冬荣可以在家休息，也不用去挖什么防空洞了，冬荣忽然对赛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