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亡后不久，纳粹关闭了摩鸿堡集中营。他们拆毁牢房，移走焚尸炉，将来不及焚烧的数千具尸体掩埋于大坑，并种植土豆覆盖。当德容国国防军纷纷向西南方撤退，整个鹤轩国陷入混乱时，游击队正在庆祝辰宇圣节。三月，旭尧国军队解放了我们所在地区。于我而言，战争至此终结。我被旭尧国人羁押审讯数月。游击队的部分成员被送往旭尧国集中营，而我在五月获释，返回昌淼城。然而，我已无家可归。辰宇人隔离区被彻底摧毁，我们位于城西的老宅也在战火中损毁。1945年8月，我抵达昊天镇，骑行至武运良叔叔的农场。那里已被另一户人家占据。战争期间，他们从市政当局购得农场。他们声称对前农场主的下落一无所知。我离开农场，重返晨涛集中营。旭尧国人将其划为禁地，我无法接近。我在集中营周边露宿五日，踏遍每一寸土路与小径。最终，我找到了大会堂的废墟。它或因炮弹轰炸，或由撤退的德容国人自行焚毁，只剩残垣断壁、焦黑木料与孤立的中央烟囱。我未能找到大厅内的棋盘方格。在埋尸的浅坑中，我发现近期挖掘的迹象。周围散落着烟蒂。我向当地旅店询问此事，镇民坚称未曾听闻有人挖掘坑中尸体。他们略带愠怒地告诉我，当地人都相信晨涛集中营正如德容国人所言，仅是临时关押囚犯与政治犯的拘留营。厌倦了露宿，我本计划在旅店过夜，随后骑车返回南方，却被拒绝入住。他们不允许辰宇人住宿。次日，我搭乘火车前往昊天镇，期望能找到工作。”
“1945年至1946年的寒冬，与1941年至1942年的严冬同样艰难。新政权正在形成，但迫在眉睫的挑战是粮食匮乏、能源紧缺、黑市盛行、大规模难民返乡，以及旭尧国的统治。尤其是旭尧国的统治。历经数世纪的对抗，我们曾征服旭尧国，也曾抵御其侵略，在其威胁下生存，如今却不得不将他们视为解放者欢迎。我们刚刚摆脱德容国的梦魇，却迎来了旭尧国解放的冰冷曙光。与我的祖国鹤轩国一样，我疲惫不堪，心灰意冷，甚至对生还感到惊奇。因此，我全身心投入日常生活，竭力度过又一个寒冬。1946年春，我收到了堂姐武梦竹的来信。她与她的昌勋国丈夫定居斋弘城。数月以来，她不懈地写信、联络官员、发送电报至各机构，竭力寻觅亲人信息。她最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我取得了联系。我立即回信，随即收到堂姐的电报，敦促我赴骏喆国与她会合。她与丈夫伊安宜承诺资助我旅行费用。”
“尽管非辰宇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我们一家从未设想骏喆国会成为辰宇国家——但当我踏上人潮汹涌的货轮，双足踏上日后被称为彦昌国的土地时，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自1939年9月8日起，我首次体验到自由呼吸的感觉。我承认，那一刻我跪倒在地，泪如泉涌。或许我过于天真。抵达骏喆国数日后，盍嘉城的酒店发生爆炸。那是泰清国军队指挥部所在地。后来得知，武梦竹与丈夫伊安宜均为自卫军的活跃成员。一年半后，我加入他们参与独立战争。虽然曾是游击队员，但我的职责始终是医疗人员。我对高懿地区人并无恨意。武梦竹坚持让我继续深造。彼时，伊安宜已成为昌勋国驻彦昌国经理，经济宽裕。然而，我在昌淼城求学时并不勤奋，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整整五年，当我重返课堂，已是一名二十三岁的心灵创伤者，且充满愤世嫉俗。令人诧异的是，我成绩优异。1950年入学大学，三年后进入医学院。在斋弘城学习两年，在昊然城研修十五个月，在瞿博城深造一年，继而在闵弘城度过一个雨季。每有机会，我便返回彦昌国，于伊安宜与武梦竹夏日居留的农场附近社区工作，与老友相聚畅谈。我深感愧对堂姐与堂姐夫的恩惠，但武梦竹坚信，作为家族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理应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选择了精神医学。在我看来，过往的医学学习皆为我深入探究人类心智铺垫。我迅速对人类的暴力及统治行为产生浓厚兴趣。惊讶于该领域研究的空白。有关狮群支配结构、鸟类啄食序列及灵长类近亲社会组织中暴力与控制行为的资料丰富，而人类暴力机制与社会秩序关联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我迅速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多年来，我对那位上校展开了全方位调查。我掌握了基本线索。知晓他是三号特别行动队的军官。目睹他与营泰河共处。记得老人临终前呼喊‘苏俊贤’。我联络了各占领区的盟军战争罪行委员会、红十字会、旭尧国人民反战争罪法庭、辰宇委员会，以及无数政府机构，均无果而终。五年后，我求助于彦昌国情报机构特勤局。他们对我的故事颇感兴趣，但彼时特勤局效率尚不如今。他们正追踪更为重要的目标。仅我一人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揭露上校的暴行，自然未引起重视。1955年，我远赴宣朗国，与纳粹猎人靳志尚会面。”
“靳志尚的‘资料中心’坐落于睿达城贫民窟一栋破败建筑的底层。那栋建筑宛如被遗忘的战时临时住所。靳志尚占据三间房，两间塞满了装满文件的档案柜，而他的办公室则除地板外别无他物。靳志尚是个神经紧张的人，眼神中流露出不安。那双眼我总觉得似曾相识，起初以为是因为他疯癫，后来才记起，每日清晨剃须时，镜中无数次映现同样的眼神。我只向靳志尚粗略讲述了上校的事迹，提及他在晨涛集中营利用囚犯供士兵娱乐。当我谈到后来在摩鸿堡重遇上校，而上校已成为营泰河的随从时，靳志尚警觉起来。“你确定？”他问。“确定。”我答道。尽管靳志尚事务繁忙，仍抽出两天协助我寻找上校。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库中，靳志尚拥有无数文档、索引卡和交叉索引，涵盖了两万两千多名党卫军士兵的名字。我们浏览了特别行动队人事档案中的照片、军事学院的毕业照、新闻剪辑，以及党卫军官方杂志《军团》上的图像。经过一天的搜寻，我已头晕目眩。那晚，我梦见笑容可掬的纳粹领导人向德容国防军军官颁发勋章。但未能找到上校的线索。”
“次日晚些时候，我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份报纸照片中找到了一线希望。照片中是肖君浩男爵，一位贵族，一战英雄，战后升任将军。根据图片下方的文字，肖君浩将军在东线英勇抵抗旭尧国装甲部队时英勇牺牲。我凝视着泛黄报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面容良久。他就是那个老人。我将剪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搜寻。我们在大教堂旁的小餐馆享用晚餐时，靳志尚不禁感慨：“要是知道上校的姓氏就好了。如果知道姓氏，我一定能找出他。所有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军官的名字都有记录。没有姓氏，一切都无从谈起。”我耸肩道：“我明天上午动身回斋弘城。”我们几乎翻遍了靳志尚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和东线战场的剪报，而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等待完成。”
“‘不行！’靳志尚严厉地说，“你是昌淼城辰宇人隔离区、晨涛集中营和摩鸿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你肯定能提供其他纳粹军官的信息。你至少得下周结束才能离开。我需要采访你，并将访谈记录下来。你提供的信息将极为宝贵。‘不。’我回答，“我对其他军官没兴趣。我只想找到上校。”靳志尚盯着咖啡杯片刻，随后抬头看我，眼神古怪。“看来，你一心只想复仇。”‘是的。’我说，“你又何尝不是？”‘不，’靳志尚悲凉地摇头，“也许我们都很固执。但我追求的是正义，而你追求的是复仇。”‘在这个问题上，复仇和正义是一体两面。’我说。靳志尚再次摇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他几乎悄无声息地说，“无名墓穴中的亡灵，焚尸炉中的残骸，成千上万被驱逐、被屠杀的辰宇人需要的是正义，而非复仇。”
“‘为何要区分？’我脱口而出，连自己都被突如其来的爆发惊到。‘因为，逝者已逝，生者还需前行。’ 我摇头表示不屑，但日后这段对话却时常萦绕心头。靳志尚虽感失落，但仍承诺会持续查找与我描述相符的纳粹军官。约莫十五个月后，正是我毕业不久，我收到靳志尚寄来的信，内附党卫队特别分队第四队B小队向特别行动队‘特别顾问’发出的支付凭证复印件。靳志尚标出了苏嘉誉上校的名字，此人前往第三特别行动队执行秘密任务。随信附有一份剪报，是靳志尚从档案中提取的。剪报显示，在一场为德容国防军举办的音乐会上，七位年轻的军官正对着镜头微笑。剪报日期为1941年6月23日。剪报上列有军官的姓名。从左数第五位，正是那位面色苍白的上校，帽檐低垂，部分面容被身边的战友遮挡。剪报下方的文字标明他是苏嘉誉中尉。两天后，我抵达睿达城。靳志尚让通讯员调查邝明煦的背景，但结果并不如意。邝明煦出身于晨潍国的古老贵族世家，家族财富源自地产、矿产和艺术品贸易。通讯员追溯至1880年的资料，却未能找到苏嘉誉的洗礼记录。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份死亡通告。据1945年7月19日的《桓晋县报》报道，苏嘉誉上校在抵御旭尧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捐躯。当噩耗传至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时，他们正在晨潍国森林的夏日别墅度假，那处别墅离晨潍国-俞阳旅馆不远。家族正寻求盟军许可，关闭别墅，返回穰涵州附近的祖居，为上校举办葬礼。报道还提到，苏嘉誉因英勇表现荣获勋章，并在殉职前被提名为党卫军副总指挥。”
“靳志尚指示继续搜集线索，但进展甚微。至1956年，邝明煦家族仅剩一位居住在穰涵州的老婶婶和两位不成器的侄子，他们因战后拙劣的投资几乎耗尽了家族资产。晨潍国的大宅已荒废多时，狩猎区被迫出售以缴纳税款。据靳志少数联系人汇报，旭尧国人对苏嘉誉的死讯毫不知情。我飞往穰涵州与上校的婶婶交谈，但她年事已高，记不清家族中是否有叫苏俊贤或者苏嘉誉的人。她误以为是我哥哥派我来邀请她参加夏季音乐节。上校的一位侄子拒绝见我。我又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位侄子，他是个挥霍无度的公子哥，正准备前往同方国享受温泉。他告诉我，与叔叔只有一面之缘，那是1937年，他年仅九岁，只记得叔叔穿着华丽的丝绸军装，斜戴着一顶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战斗英雄，为战争献身。我回到了斋弘城。”
“多年行医生涯使我明白，精神科学学位仅仅是踏入此领域的一块敲门砖。所有精神科医师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与脆弱点，却往往只能触及冰山一角。1960年，堂姐武梦竹因癌症离世。伊安宜极力劝说我赴昌勋国深入探究人类的统治机制。我告诉她，斋弘城已提供了足够的研究素材，但伊安宜半开玩笑地说，昌勋国是暴力研究的宝库，各种暴力形式应有尽有。1964年初，我抵达浩宕城。彼时，昌勋国刚刚为遇刺的总统哀悼完毕，随即忘却伤痛，沉浸在摇滚乐队掀起的青春狂潮中。运莱大学授予我一年访问教授的身份，我可以在那里完成关于暴力学的着作，继而成为昌勋国公民。同年11月，我决定定居昌勋国。在炫明州的庚昂大学探望友人时，餐后他们略带歉意地询问我是否愿意一同观看电视节目。我没有电视机，便欣然同意。结果，我们观看的是一部纪念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部纪录片深感兴趣。尽管彦昌国人通常只关注国内事务，但昌勋国总统的遇刺事件仍然令我们震惊。我亲眼目睹了总统车队在安福城的场景，被幼子向父亲灵柩敬礼的瞬间深深触动，还阅读了李鸿波射杀刺杀嫌疑人丰文宣的报道，但从未看过丰文宣遇袭的真实画面。此刻，纪录片正在播放这一幕——矮小男子身穿黑色毛衣，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戴着牛仔帽、典型的昌勋国形象的安福城便衣警察；一名健壮男子突然冲出人群；手枪抵在丰文宣腹部；一声沉闷的枪响——这声响仿佛唤醒了我记忆中苍白尸体坠入大坑的回音——丰文宣痛苦地捂住腹部，表情扭曲；警察与李鸿波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摄像机被撞倒在地，被人踢进了人群。”
“‘天哪，天哪！’我惊呼，猛地站起身。上校就在那群人中！我无法向招待我的朋友解释为何会如此激动。当晚，我匆匆离开，乘火车赶往浩宕城。翌日清晨，我直奔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位于永寿城的办事处。借助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关系，我得以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片、录像带以及所谓的‘废弃片段’。在纪录片中，那张脸仅在人群中短暂显露几秒。曾与我合作的一位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影像中捕捉静态画面，并尽可能放大，以便我能更清晰地观察。与屏幕中一闪而过的身影相比，静止图像的辨识度更低——模糊的白色轮廓在得牛仔帽的帽檐下若隐若现，一抹隐约的微笑，眼窝如同深邃的黑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无法作为确凿证据，但我心中确信，那就是上校。我立刻飞往安福城。官方对于媒体的批判和国际舆论依然高度敏感。几乎无人愿意提及此事，更不愿在地下车库这种隐蔽场所与我交流。我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另一张出自旧报纸的配图，但无人认得出上校。我与记者交谈，与相关人士沟通。我甚至尝试接触刺客的刺客李鸿波，但未能获得许可。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依旧渺茫。”
“回到浩宕城，我联系了彦昌国大使馆的朋友。他们声称，彦昌国的情报人员绝不会在昌勋国境内活动，但愿意替我打听消息。我聘请了一名安福城的私家侦探，报酬高达七千元，然而他的调查结果归结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未收取费用，因为他们同样未找到线索。我想，大使馆的朋友可能认为我有些失常，竟在总统遇刺现场寻找战争罪犯。依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成员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野。我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判断失误。显然，那张长久以来困扰我梦境的面孔，已在我的脑海里深深扎根，难以抹去。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明白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庞已在摩鸿堡的毒气室内刻印于我的记忆深处。追寻上校成了我生存的意义。如果上校已死，我亦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作为精神科医生，我清楚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愿‘治愈’自己。上校的存在是真实的。上校与老人用活人作为棋子进行国际象棋游戏也是事实。上校不可能死在昆纬城外围的临时防御工事中。他是恶魔。恶魔不会自行消亡，只能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