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7”地震的恢复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向阳小学教学楼的恢复重建却遭遇瓶颈。
问题的症结，是向阳小学系租用某国企的生活区所建，围绕重建后教学楼的产权归属、拆迁补偿款等，该国企与向阳小学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向阳小学的校董认为，重建后的教学楼产权应归向阳小学所有，如遇政府拆迁或片区开发，教学楼的拆迁补偿款应归向阳小学所有，土地的补偿款归该国企所有。
但是，该国企认为：向阳小学是在倒坍房屋的原址上新建教学楼，教学楼遇政府拆迁或片区开发，其拆迁补偿款应归该该国企所有。
这家国企系19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席卷下坚持未进行改制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惨淡，员工的工资岌岌可危，唯一值钱的资产就是他们占着的那一块地盘。该国企的管理层和普通职工都高度重视他们的固定资产，尤其是厂区及职工生活区的地盘。
双方争执不下，市区和有关部门就出面协调，但涉及双方的利益都比较大，彼此亦互不让步。于是，向阳小学从地震初期复工复产的排头兵，变成恢复重建的“落伍者”。
某知名刊物的记者获悉此事后，就到向阳小学采访，并撰写了一篇纪实报道——《向阳小学恢复重建步履维艰》刊登在该刊物最近一期的头版头条，迅速引起读者围观和掀起强烈社会反响。于是，痛骂地方政府不作为者有之，痛骂该国横行企霸道者有之……
一时间，向阳小学所在省市区和街道办都被推上风口浪尖。国内顶级媒体的“新闻调查”闻讯后亦派记者赶到该市进行采访报道，省市区越发压力山大。
于是，围绕向阳小学恢复重建的各种机构和协调办迅速成立，该市的主要领导亦亲自到向阳小学和该国企调研。但是，那家国企有员工三千余人，目前能正常领取基本工资的人不足一千人，另有两千余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堪忧。因此，当一众干部到该国企调研并协调解决向阳小学的恢复重建事宜时，这两千余国企职工的情绪就都异常激动，甚至有人把生活困难的矛头指向向阳小学，他们认为：向阳小学出了名，政府才不愿意将这个片区纳入拆迁范围，他们才没有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机会，没有很好地融入新型城镇化，他们的状况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尽管市区和街道办的干部把嘴皮磨破，那些国企的困难职工都不予理睬，他们甚至要求向阳小学搬离出去，让政府将那一片按国有土地的拆迁标准进行统一拆迁和安置。
于是乎，市区和街道办越发陷入背动，区上某领导不得已就授意街道办主任找向阳小学的校董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另找地点办学。
向阳小学的校董就将与该国企签订的场地租用合同摊在街道办主任的面前，说：“主任，我们知道你们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但是，我们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场租合同，现在才第十五个年头，如果甲方要让我们搬走，那么，根据合同的违约条款规定他们至少要赔偿我们伍千伍佰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请你转告他们，如果他们愿意赔偿我们这笔钱，我们同意终止本合同，并在收到赔偿款后的一个月内搬离。”
街道办主任只得将此情况紧急报告给市上和区上的领导，市区两级亦没得办法，就一味让街道办压实工作责任，让每一名街道办干部包保五市至一百名不等的国企职工，并明确出现群体性聚集或进京上访就要启动追责和问责，街道办的职工就都把头先伸出去等着头上那几百上千把“铡刀落下来”——“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
于是，向阳小学的恢复重建彻底搁浅。
斗转星移，年关将至，“9.17”地震的大面恢复重建进入收尾阶段，国务院某领导决定于春节前到“9.17”地震震中看望和慰问灾民，并点名要到向阳小学慰问该校师生。
于是乎，省市区和街道办均如临大敌，若干个群众工作组，若干个工作专班，若干个这样或那样的组迅速成立起来。数百人像蚂蚁搬家一样穿梭在向阳小学和该国企之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暨化解矛盾纠纷。
该国企的员工亦打探到国务院某领导春节前要来视察并慰问向阳小学的师生，就越发不肯让步，甚至喊出——“向阳小学才六百余名师生，他们企业处于待岗或半待岗状态的人就达二千余人，政府究竟该支持谁、关心谁”的口号。
省市区的有关人员不间断地找该国企的管理层座谈，国企领导都表示坚决支持政府的决定，但同时指出:“如不能妥善处理企业职工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事情恐怕会越闹越大，越来越不好收场。”
众所周知，1990年代国企改革都遭遇了些什么？市区两级就十分畏惧那一幕再度重演，故迟迟下不了决心，更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省领导眼看着国务院领导将赴“9.17”地震灾区看望和慰问灾民，就对该市党政“一把手”下了最后通牒，市区和街道办的负责人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个别患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人已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起不来。
郭仪听说这件事后，就对一位在市上工作的大学同学说：“距离向阳小学两里路的地方有一家民营企业，他们有一处空置的物流场大小与向阳小学相当，而且背后有一座小山植被茂盛，适宜建学校。建议他们去与这家民营企业对接一下，看对方是否愿意将那个场地租给向阳小学办学？”
郭仪在省委宣传部，她怎么会知道那个地方有一块“风水宝地”？原来，她自担任省委宣传部报告文学处处长后，就开始四处搜集优秀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信息，意在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民营企业崛起写一部报告文学，深入宣传本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于是，她于不久前到过那家名叫“思远”的民营企业，并得知他们有一处空置物流场。当然，郭仪之所以向她的老同学推荐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确适合办学，而且那家民企的负责人似乎与其他的商人亦不大一样，他有一颗淳朴的大爱之心。
果不其然，当市区和街道办的干部找到“思远”，“思远”的总经理刘思远就慷慨地同意向阳小学搬迁到他们那儿办学，并承诺以低于市场价百分之十五的租金将场地租给他们使用不少于二十年。
刘思远的确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企业家，他是从三合县落雨河乡走出来的一位创业成功者，通过在省会城市近三十年的摸爬滚打，他已成为一名拥有近一亿元资产的企业主。
刘思远说：“我是从三合县落雨河畔走出来的农民工，我深知农民工子弟的出路在哪里，我也听说过有关向阳小学的故事，知道金玉果校长的丈夫就是我们落雨河乡磨盘村的村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好政府的工作，没有理由不支持向阳小学发展，没有理由不支持我的老乡们在省城做成一点事，没有理由不为我们落雨河乡人民争光添彩。”
市区和街道办的领导都把刘思远看做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他们都将本年度单位表彰先进的名额预留下至少一个给“思远”。
向阳小学的校董和金玉果校长听了市区和街道办领导转述刘思远总经理的话后就都以泪洗面。于是，双方在公平、公正、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二十年场地租用合同。刘思远还请来区公证处的公证员对场租合同进行公证，目的是让向阳小学放心地在那儿办学，帮助更多的农民工子弟有书读、读好书。
向阳小学决定搬离原校址的消息传回该国企，该企业的管理层感到无可奈何，那些嚷嚷着要这要那的员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向阳小学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缓缓地降下。
随着一纸搬迁公告张贴在向阳小学的大铁门上，向阳小学的春天将在“思远”的绿水青山下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