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他认识了一位促使他下定决心创立政党的教授——陈缘让。陈缘让是某个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曾去过二十多个国家交流访问，对社会现象有很深的研究。在交谈中，伯恩意外的发现，这个陈缘让教授的理论功底竟然异常扎实，一般来说，干实事的人往往轻视做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做理论的也常常轻视实干家，认为他们想到一件干一件，没有理论的规划指引，只会把事情干的支离破碎。陈缘让教授竟能在理论与实践中维持微妙的平衡，实在令他佩服。
在交流中，陈缘让先是谈到了他的国家，虽说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感情色彩，充满了褒奖之意，可东方大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就是他研究理论的最好论据。陈缘让认为，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关键就是有一个集中统一领导的好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最显着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认为，既然已经处于后发困境，如果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会被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甩得更远，永远不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谈到集中力量办大事，陈缘让便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兴奋，语气中充满了骄傲，为了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他们不断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整合到一个方面攻坚，攻坚后及时进行正向反馈，新技术反哺产业升级，为更多人提供更多待遇优厚的岗位。这种正反馈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平衡效率与公平，让国家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总体稳定。
几年前，中央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坚持全国一盘棋战略，集中力量、握紧拳头，带动全局，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有机统一，依靠新型举国体制办成了很多其他国家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大事。
如果仅仅如此，伯恩或许并不会有太大触动，更没有可能与这位社会学教授成为知己。“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好办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他在之前与其他教授的交流中也谈到过，可他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表面，深层的逻辑几乎一窍不通，这也是他的遗憾之一。
没想到，说完了优势，陈缘让又话锋一转，开始谈起了弊端：“应该说，‘新型举国体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看也是合适的，但它有个最大的弊端便是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实在太高。”
这倒是个新观点，伯恩来了兴趣，他之前一直在思考美国如何进行改革，完成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一直没有好的主意，或许陈缘让的想法会让他找到改革的契机？伯恩不由得对这位“中国陈”高看了一眼，看来这个“中国陈”还真不是草包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