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清代袁枚的这首诗将西湖三杰之一的于谦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相提并论，视二人为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
二人皆官至少保，分别为各自所在的朝代立下汗马功劳，又含冤而死。岳飞被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死时仅39岁；于谦则在明英宗夺门之变中复位后当即被逮捕入狱，死时59岁；二人死后皆葬于杭州西湖。
不过，二人却又显着不同。岳飞是赫赫有名的武将，而于谦则代表文人集团，在明英宗被瓦剌大军俘虏后，领衔兵部尚书，力主作战，发动了有名的北京保卫战，使明朝延续了近二百年的统治时间。
于谦可谓功不可没，就连杀他的明英宗亦认为谦实有功。那，有如此功勋且又手握兵权的于谦何以取义成仁甘愿下狱受死呢？
这要从于谦的生平说起。
一、儿时的于谦，显露凛然正气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公元139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世家。从其高祖于夔入仕起，一度显赫，曾祖父于九思官至杭州路大总管，祖父于文明就任洪武年间工部主事。只是到了父亲于彦昭这一辈，不愿入仕在家乡钱塘过着隐居生活。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自幼刻苦读书的于谦便有了精忠报国的高远志向，其儒雅的文人气质和土大夫情怀陪伴他走了一生。
在长期饱读史书的儿时岁月，仰慕文天祥气节的于谦常以其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座右铭。
十六岁就读吴山三茅观时，即写下与之相映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中所表露的凛然正气，恰好就是于谦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二、青年时的于谦，兢兢兢业业在地方工作
永乐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23岁的于谦成功考取辛丑科进士，从此以文人的身份步入大明仕途。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率兵平定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反叛，于谦受命担任御史随征。朱高煦后来被剿灭，受捕入狱后，于谦奉令主审朱高煦，予之严词斥责，声色俱厉地数落了朱高煦不忠不孝的各项罪行，朱高煦趴在地上被骂得直发抖。
于谦的正词崭崭和凌厉执法由此传开，明宣宗为之大为赏识，经过一番考察后，对他的学识、气度高度认可，不久即升任于谦为巡按江西。
1430年，32岁的于谦领衔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由此，于谦就在地方工作了十九年的时间。
期间，于谦常轻装骑马走访所辖区域的父老乡亲，考察民生以及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项后，能办的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马上表奏朝廷处理。如在三月间粟米救济缺粮的民户；在黄河口岸加固堤坝，避免汛期发生洪灾冲毁农田，令每个乡所设的亭长专管堤坝修缮一事；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转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等等……
于谦注重民生和化解财政压力的这些举措，得到了明宣宗的认可，老百姓也呼之雀跃。由此，于谦迎得了极高威望，誉为为国为民的忠臣、能臣。不过，正直的于谦也因此树敌不少，带来被奸佞中伤的致命隐患。
三、为官清廉的于谦，不畏入狱，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宠信太监王振干政。随着主持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离世，太监王振便作威作福起来。
于谦回京觐见时，因没有向王振送礼，还写了一首只有清风的诗《入京》：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王振便诬告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怀不满，意欲与朝廷作对。于谦由此被下狱问罪，幸得河南、山西两地的百姓深感其大恩，为之请命申冤，又得同僚和周王、晋王等藩王的作证力保，于谦才得出狱，降为大理寺少卿，后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统兵大举来犯，王振便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全军覆没，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这就是大明历史上耻辱的土木堡之变。
大明一下转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幸得之前于谦没有随驾，被留下来主持兵部工作。在孙太后的支持下，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力排朝廷南迁等建议，固守京城，拥立朱祁玉为景泰帝，发起了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终于抗住了也先大军的进攻。也先在发还明英宗回朝后，撤兵远去。
大明迎来宝贵的安宁时期，由此，为官清廉人到中年的于谦便忠心耿耿地辅佐景泰帝明代宗整肃朝纲，铲除了王振余党，实现了一系列由乱而治的举措，使大明渐渐恢复了勃勃生机。
谁知，还朝的明英宗被代宗皇帝幽禁于南宫后，在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享、左副都御使徐有贞、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护下，发动奇门之变成功复位。
明英宗复位后，当即将于谦逮捕入狱，五天后旋即处死。
四、年近花甲的于谦为什么被迅速处死？
明英宗复位后，之所以要迅速处死于谦，除了于谦不得不死，因他死后，明代宗才没有翻盘的希望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于谦让明英宗在叹息之余深深嫉恨。
因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成了阶下囚之后，自然希望北京的大明朝廷早日把他解救回来。
谁知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忠于国家的主张，以取得临时执掌朝政的孙太后支持下，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玉为明代宗，改他为太上皇。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主战想法后，得任兵部尚书，随即动员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为主的二十二万人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他这个太上皇似乎已可有可无，完全置其生命于不顾。
也先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颇有玄机地将其遣送回朝。此时的明代宗显然不愿意待见他，当即打入南宫监禁，失去了自由。
更可气的是，原本答应将他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的明代宗，后违背承诺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这一举措让明英宗仇恨不已，便把明代宗给予他的种种屈辱都算在于谦身上，认为是于谦帮助明代宗所致：不仅欺负了他，还算计他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能将于谦处死，才解心头之恨。
另外，帮助明英宗复位的石享、徐有贞等奸佞都害怕于谦，对于谦严重不满，恨意也很深，都希望快速处死于谦后好握稳权柄。
代表武官集团的大将石享原本是于谦推荐的人才，只因于谦为官清廉，不满意石享以仅图报恩而地荐用其不堪大用的儿子，石享由此被于谦斥责后便暗生怨恨。
徐有贞与于谦早有仇怨。因北京保卫战前，徐有贞是力主的首要分子，被于谦厉声阻止后从此而心生间隙。
至于太监曹吉祥，其欺压良善的所作所为，于谦原本看不惯，早就不是同路人。
五、兵部尚书于谦何以甘愿赴死？
于谦在明英宗发动奇门之变时，其实是有机会镇压的。
那时，于谦仍是少保兼兵部尚书，手握军权。而石享等人的力量并不雄厚，仅仅是千余家兵，即便有曹吉祥的太监内卫追随，也很有限。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的那晚，于谦正在军部衙门值班，得知消息后，仅对报告的手下说了句：什么国家大事？他自有天命，你只管去。便置身事外，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去想，任凭石享等人拥护着明英宗去往朝堂复辟。第二天，于谦整理好衣服，仍平静从容地上朝。
这是为何？
是于谦担心事发突然，过于匆促，平息不了石享等人？还是认为明英宗复位后不会处死自己？
显然不是。
于谦完全可以迅速调兵，摧枯拉朽地剿灭夺门之变。他亦明白若明英宗复位后，自己必死无疑。
但忠于国家的于谦知道，那时明代宗已病危，离大限不远，他改立的朱见济又不期早早夭折……。即便他处置了夺门之变，大明又将何去何从？
为了生灵免遭涂炭，大明再度横生枝节，出现更大灾难陷入内乱不止之中，引发瓦剌再度入侵的悲剧。
一生正气的于谦，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一袭来，立时把生死置之度外：谁当皇帝不重要，如今最关键是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天下的太平。
于是，于谦断然选择了放弃内斗，默许明英宗复位，甘愿接受明英宗对他报复性的处置：于谦一上朝当即被明英宗下令逮捕入狱，五天后以图谋拥立襄王之子的谋逆大罪被处死。
壮哉，于谦！
他完全是以自己崇高的民族气节，成全了威威大明276年的天下。
他的大义凛然，他的精忠报国，不计个人生死的胸襟，需要何等的胆识才能做到？
难怪复位后的明英宗亦叹息谦实有功。
于谦称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他，刷新了文人忠义报国的标杆，值得永远尊崇爱戴！
六、后记
成化初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复官赐祭，在诰文中确认了他的：
当国家多难时，他以社稷为重，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所嫉，先帝已知其冤，朕亦怜惜他的忠诚。
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追谥。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改于谦谥号为。由此，他的作品《节庵诗文稿》便收录整理成《于忠肃集》传世。明史亦高度评价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为于谦题写匾额：丹心抗节。这块匾就悬挂于北京于谦祠，如今是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
在杭州的于谦祠，则位于于谦墓旁，位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受后人代代瞻仰缅怀，至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