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是被架上绞刑架的。
在丘吉尔当首相的时候，他曾经认为自己会坦然的面对死亡，那怕是被杀也会保持贵族的仪态。丘吉尔发现自己不能接受死亡是从纽伦堡国际法庭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杀戮定性为罪行后开始的。
这些定罪包括反人类罪，战争罪，谋杀罪。丘吉尔意识到，他曾经努力过的一切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心态也随之动摇，今儿开始崩塌。
在接受死刑判决的时候，丘吉尔还尽力维持着体面。等上诉被驳回，丘吉尔穿着囚服被送到绞刑架前，丘吉尔开始挣扎反抗起来。
负责行刑的刽子手们身强力壮，虽然费了点劲，却还是制服了丘吉尔。当丘吉尔被按在绞刑架上，脖子上套上绞索，丘吉尔终于崩溃了，他哭泣着喊道：“请放过我！”
话音方落，按住丘吉尔的那些刽子手们突然放开抓住丘吉尔的手掌。丘吉尔觉得身上一松，一位自己的哀求起到了作用。下一瞬，负责操作绞刑架的刽子手拉动手柄。丘吉尔脚下的两块活动木板同时向下打开。丘吉尔脚下一空，整个人就被绞索吊在半空。
丘吉尔挺胖的，巨大的体重下坠形成的冲击，让坚固的绞索都发出轻微的咯吱声。由东南亚前殖民地农场生产的剑麻纤维极为结实，绞索光滑柔韧，别说丘吉尔的体重，便是再沉重一倍，也无法扯断绞索。
巨大的冲击力让丘吉尔的脖颈颈椎断裂，片刻就死去。在绞刑架上悬挂了10分钟，确定丘吉尔死透了。他的尸体被放下，经过验尸官的检验，确定其死亡。便交给后续负责入殓埋葬的部门处理。
此时，下一个死刑犯，英国殖民部部长被送进了死刑室。
必须得说，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物被绞死，并没有引发特别的反响。真正的反响发生在对殖民主义的定罪阶段，当定罪结束后，丘吉尔只是殖民主义罪行的诸多发动者与执行者之一，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
一个时代被审判才有其价值，至于时代中的众人，其实微不足道。
1946年8月14日，丘吉尔被处决后的一个月。前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进行了公投。战前，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本土有大概4400万人口。经过了战争，虽然英国本土伤亡了八百万人，不过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殖民者们被遣送回英国。现在的人口甚至达到了4500万。
公投内容是关于是否继续维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家制度。欧洲观察家们认为英国有可能变成一个共和国。然而事情出乎意料，由于大批男性战死，英国本土人口中，女性数量高达2500万，男性只有2000万。
其中，拥有投票权的女性数量为1800万，男性为1100万。
选举结果是，80%的女性选民都投票支持维持英国君主制度，这已经决定了公投的最终结果。
对此，法国的观察家们刻薄的评论道：“虽然男性是创造制度的人，但是女性们才是真正对制度有着坚定保守倾向的种群。”
高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比利时。比利时公投结果中，80%以上的女性投票者都选择继续君主制。
中国政府对此不置一词。中国要摧毁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至于选择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各国的自由。中国政府不认为干涉这种事情对世界革命有必须性。
此时摆在李润石政府面前的最大问题并非欧洲国家公投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是何锐政府执行期间，70%的中国人口已经城市化。
1946年3月开始，中国进行了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中国人口为7.5219亿。有5.26亿人口居住在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业需求，使得如此巨大的人口都从事第二产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服务业。
战争结束后，工业需求的变化，以及大量退役军人退伍，导致了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是否坚持人口城市化，成了政策讨论的焦点。
李润石本人并不是那么待见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的政策，他认为现阶段需要在薄弱地区加大投资，而不是制造出更大的差距，逼迫人口向高投资地区流动。中国人民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要到全国各个需要奉献的地区去工作，去奉献，去建设。
但是李润石遭到了巨大的反对，反对者中不乏支持李润石的同志。这些同志们认为，何锐指出的工业化方向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重要的基础。
“何主席对未来发展的描述中认为，人口在工业高速发展中，会前往城市赚钱。在经济进入波动周期时，又会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农村与小城市没办法提供更高的工资，没办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交往环境，在农村与小城市生活的人口又会离开农村与小城市，再次回到大城市。
逃离大城市，逃回大城市。在这样的往来中，传统农村模式会继续解体，最终解决城市与农村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优先在大城市内完成符合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制度。同时强化各个适合产业布局的工业聚集区。
现在快速提升农村的投资，是一种效率上的巨大浪费。”
李润石已经考虑到自己一定会和这样的观点进行对抗。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要做一场”，但是这种直觉的做一场，往往是认为正义要与邪恶斗争。在李润石看来，这场斗争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斗争。
何锐执政的时代，无疑是效率优先。即便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保障非常成功，劳动与受教育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确极大的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以及思想水平。但是不公平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这种不公平来自于方方面面，李润石不认为要继续效率优先的路线，而是要在现阶段推进公平优先的方案。
既然对方以何锐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李润石也用何锐的看法来对抗，“这种效率优先的政策所带来的生育率暴跌，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结果么？
在我看来，现阶段远没有到要牺牲人口发展的阶段！公平是长期的效率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不得不选择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现阶段已经没有这样急切的需求，公平优先的原则已经是当下最大的需求。”
这场内部的辩论持续到了1947年的二中全会。1946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11.4%，亮丽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以及韧性的确让很多效率优先派们无法坚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一个大政策争论了半年多，也让大多数领导层感到了厌恶。
在二中全会上，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李润石为代表的公平派承诺，将全面执行何锐生前提出的产业发展方案。效率派们则支持了李润石提出的全民发展方案。
李润石是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但李润石同样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何锐是个唯心主义者，只是因为何锐那种“这么干下去一定能行”的独裁执政风格是唯心主义执政模式。
一两个天才唯心主义者的成功的确可以影响世界，却绝无改变世界的可能。就如何锐独裁制度模式在可以确保30年的成功，却因为这种成功绝没有成功复制的可能，如果何锐不在了，而后继者继续这么做，必然导致可怕的失败。
李润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何锐为什么一定要支持李润石。因为只有真正的唯物主义才是正道。何锐很清楚这点，但是在1946年前，这不是何锐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
作为唯物主义者，李润石对何锐进行了分析判断后，做出了有很大风险的决定。对何锐这样的天才唯心主义者来说，在某个领域的看法不牵扯整个国家的走向与基础，所以可以冒着巨大的风险接受何锐的产业政策发展规划。
1950年3月，李润石顺利再次当选党主席。在1946到195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年平均发展为12.9%。在这样高速发展的经济支撑下，平等政策所起到的效果极为显着，却并没有在当时给国内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济的高速发展激发了人民的强烈信心，让人民认为一切发展都是理所应当，获得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并非是国家的努力，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就在这一年，美国内战终于彻底结束。1947年年中，美利坚合众国的猛烈攻势眼看就要彻底打垮美利坚同盟国。然而丹少将在美利坚同盟国北部地区进行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却显现出效果，基于民间的抵抗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后勤线每天都必须付出无法承受得巨大损失。
美利坚合众国不得不把主要兵力用来调回边境地区进行剿灭。在1948年初，美利坚合众国甚至开始在边境地区开始进行“迁移光（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当美利坚同盟国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罪行证据，尤其是缴获的三光文件在国际上公布后，世界哗然。
实际上，当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军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撤回到边境地区的时候，其最初的战略计划已经破产了。
原本对美利坚同盟国并没有那么支持的南方工业大佬们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点，这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
战争进行到了1948年底，美利坚同盟国国民军通过两次战役，先后歼灭了其境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军的重兵集团，将战线推回到了边境地区。
1949年4月17日，北方的联邦军再次发动规模巨大的主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再次杀入南方的核心地区，然而经过激战，竟然没能完成战役突破的目标，更别说完成进行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
1949年9月12日，美利坚同盟国开始依托已经在运动战以及游击战中被全面动员起来的北方边境州，对美利坚合众国西部地区发起了名为“落基山之鹰”的主动进攻。经过一系列战役，于10月20日开始了联邦军西部地区最大的后勤中心盐湖城发动了盐湖城战役。
11月2日，盐湖城被攻克，当地北方联邦军的主力几乎无人脱逃。西北四州的当地黑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的8个师投入战争，与南方国民军打起了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总算是阻挡住了南方国民军的攻势。
11月6日，西部战役刚结束，南方国民军就在东部对北方联邦军发起“飓风战役”。其目标是向北推进，杀入美国东部的山区。夺取美国东部阿拉巴契亚山脉的一系列要点，将美利坚合众国东部地区进行一定深度的分割，从而为后续的决战创造条件。
飓风战役进行到1950年1月10日，第二次葛底斯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中，南方国民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持下，以巨大代价击败了北方联邦军。
但双方的战斗力都已经到了极限。杜威政府一面暗示中国政府参与调停，一面对美利坚同盟国发出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的威胁。
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分裂美国的方案，而是根据双方的需求，最终替南北双方提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和平方案。
首先，只存在美利坚这么一个国家，由48个州组成了美利坚这个国家。
其次，美利坚国内有南北两个政府。各州分别加入了这两个政府。
美利坚国内两个政府分别选出自己的总统，两个政府所选出的总统每四年一轮换，代表美利坚国的政府。
虽然这个结果代表着美国正式分裂，但是全世界各国的政府，以及正经的学界和媒体并没不认为中国分裂了美国。凡是真正搞学术都明白，中国只是个调停人。如果是其他国家出任这个角色，而不是中国的话，美国肯定要彻底分裂成USA与USB两个国家。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算是给美国分裂刹了一下车。
虽然日后美国更大可能是彻底分裂，至少现阶段的美国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和平与统一。作为调停国，中国是真的仁至义尽。
1955年，李润石第三次当选文明党主席。在刚结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为11.1%。
中国与欧洲一起搞的欧洲复兴计划已经结束。在10年的复兴计划中，欧洲总共接受了中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920亿中国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欧洲各国则与中国在企业入股方面签署了协议，中国通过入股欧洲企业，获得了大量技术。持股使得中国有了与欧洲在产业布局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产业布局也使得欧洲企业能够获得稳定的国际市场产业利润，使得欧洲获得了重建以及发展的双线动力。
从1945年开始到1960年，欧洲持续了20年的高速发展。全世界也都享受了20年的高速发展。
从1962年开始，西欧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局面。1963年，美国也开始了同样的局面。
除了工业国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在过去20年的发展虽然快，却也都遇到了瓶颈。
1964年，中国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10.089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突破10亿的国家。
到了1965年，经历了两年滞涨折磨的欧美工业国都觉得或许是资本主义的末日到来了。他们都关注着中国换届选举，期待着中国这个10亿人口的强大国家能够替身而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万分沮丧的欧美学界甚至提出，“马克思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义，从而创造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义务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
1960年，欧美还嘲笑李润石第四次当选中华文明党主席。1965年，欧美就想起了李润石是何锐寄予厚望的亲密战友，伟大革命者，政治家，哲学家。开始期待起李润石能够再次连任，发挥出何锐都无比欣赏的能力，解决全球经济问题。
1965年，李润石第五次当选中华文明党党主席。在这一天，不管此时处于白天或是夜幕下的国家，都有很多人待在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前。等待着中国领头完成的全球同步卫星通讯网，实况转播新当选的中华文明党主席李润石发表的演说。
距离何锐去世已经20年，虽然全球都生活在何锐所创造的新世界之中，人们却好像已经遗忘了何锐这个人。
或者说，快速发展的经济让人们习惯了不断增长的收入以及更方便的生活。大家没有心情去怀念何锐这样的创造者。这个名字之所以没有被忘记，只是因为历史考试中总是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两道题与何锐有关。
能当下问题的只有当下还继续活着的人，只要何锐没从棺材里站起来，并没有多少人回想起何锐的存在。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此时掌握着最大能力的人发表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李润石知道全球有以亿为单位的人对自己的期待，在此时，李润石反倒想起了二十年前已经去世的何锐。有些事情的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
19年前，李润石出于自己的判断，也因为要推进党内同志的合作，选择接受了何锐产业政策规划。
19年后的现在，李润石对何锐的评价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变化并非是对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方面。认知越深入，经验越丰富，李润石越是确定何锐的唯心主义。同时，李润石也愈发感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威胁。
福兮祸所依，爬的越高，摔得越重。只要何锐在政治安排上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被何锐推上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可能就会被世界霸主的地位拉入到可怕的深渊中去。
在过去20年中，李润石不仅要和功勋卓着的第一代领导人斗争，还要与国内和党内层出不穷的唯心主义思潮斗争。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个人主义，消费享乐主义在中国兴起。李润石虽然并没有创造“正确生活方式”的打算，却不得不在实践中去提出供给人民选择的“正确的生活方式”。这是李润石始料未及的。
有很多人在反对李润石，也有很多人在支持李润石。在众多支持李润石的力量中，何锐的正面影响始终存在。
在事后看，何锐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的判断都是正确，但驱动何锐做出判断的动力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主观的想象。何锐强到如此，却只是创造出了成功与正确，却没能突破界限，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每次想到这里，都这让李润石感觉非常可惜。
看了看发言稿，李润石站起身，走向主席台。
接下来的一步，就由继续向前走的人们一起来完成吧。李润石有这样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