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旧金山湾区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波旁中将问道：“中校，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入住工厂的联络代表都到位了么？”丹中校问。
“已经入住了，不过现阶段我们缺乏足够懂企业管理的人员。”波旁中将很坦率。
丹中校没有对此说什么。他前去德国，得到了“西德”方面在某种程度的重视，在乘船回美利坚同盟国的路途上，有在世界人民解放军中工作了数年的德共成员给他进行了中级以及高级军人的压缩培训。
所谓压缩培训，就是不怎么讲具体工作内容，主要进行内在逻辑与方法论的教育。工业国都有能力搞总动员，总动员不仅是将人员编入部队。总动员的大部分工作是将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编入战争体系。
总动员模式又建立在对战争的理解能力之上。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敌人的特点，实力，敌人的上限与下限，以及敌人现阶段处于的水平。
丹中校过去近两年的时间中参与了大量具体工作，这番压缩培训让他对于自己所做的内容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丹中校也生出了一个看法，并且基本有了决定。看到波旁中将不吭声了，丹中校再次开口，“参谋长，我请求前往边境地区负责建立地方根据地，主要是推行结合当地民众的运动战以及敌后游击战。”
波旁中将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丹中校看了一眼。不久前丹中校对于工业大佬们说的那些内容并不符合波旁中将的期待，只是波旁中将现阶段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给这帮工业大佬更多信心。
从各种条件来看，南方的工业实力就是比北方弱。北方的战役目标是南方的核心城市、工业区、港口，属于传统的正面进攻。大家之所以选择传统方式，是因为传统方式是各种作战方式经历过大量战争验证后得出的最优选。
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中，在北方军队大举攻入南方后，南方军队并非没有尝试在敌后搞运动战和游击战。但那次的努力很快失败。
现在听到丹中校竟然自告奋勇去搞这些，波旁中将思索了好一阵，终于下定决心，“你可以去，但总参谋部能够给你的支援不可能太多。”
“没问题。”丹中校当即答道。
“小子，你……要……保重自己。”波旁中将迟疑中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我一定会让参谋长尽早听到好消息。”丹中校答道。
回来的一路上，丹中校与给他培训的德共小团队进行了认真的战争推演。整体来看，北方没办法一波打垮南方，南方还能守住西部山区。但是南方东部各州很有可能会随着北方在南方的肆虐而率先崩溃。一日东部平原地区的抵抗全部结束，西部肯定也会被迫投降。
经过这番推演后，唯一能够阻止北方的手段只剩下在南方的东部与中部进行的敌后运动战与游击战。只要能拖住北方的快攻，南方的西部地区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将装备与物资送到东部与中部，维持这里的战斗。
丹中校一点都没有小看工业大佬，并不认为这帮家伙不懂战争。相反，丹中校认为这帮工业大佬们如果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和训练后，未必不能成为优秀的军官。所以丹中校并没有用那套南方人比北方佬更勇敢更坚定的说法去忽悠工业大佬，而是用《持久战》和《国土防御和运动战》给工业大佬们指出方向。
只有这帮工业大佬们认为南方真的有打赢的战争模式，他们才会真的支持南方。丹中校认为传统的战争模式没办法说服工业大佬。
时间进入4月中旬，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利坚同盟国不约而同的向全球宣布了他们要建立的全新美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双方新理念宣布中都宣称其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除此之外，双方还都强调反帝国主义，以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中国政府高层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李润石的第一次内部反贪进入全面收网阶段。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曾经颇有名望的官员与企业界人士。
这次反腐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些亲资本的媒体尝试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引导舆论。央媒立刻表示，反腐是长期的艰难工作，绝不搞运动式反腐。这样的舆论中，国内不少人觉得曾经期待的“来过一场”终于要开始了。
李润石并没有搞运动式反腐的打算。他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在文章中李润石指出了现阶段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问题虽然很多，但是其本质在于中国成为工业国后，人民从工业体系中获得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更大的财富。基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文化、习俗、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人民在新的工业化社会中提升自己的去求，也无法满足人民安居乐业的需求……”
以这篇文章为开端，国民日报以及各省的报纸都开始了系列文章。不仅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同样制作了大量对于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生活特点的对比。
何锐是在1915年才回国，到现在也不过31年。1946年的时候，国内在1915年前就已经成年的人口还有大概三亿人。这三亿人口能够提供太多的具体事实，宣传部门根本不用编造，光是实地采访，各种比较，就能拿出相当真实的数据。
李润石虽然认为何锐到死都没能变成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李润石对何锐的尊重。何锐数次对李润石强调，“宣传部门是一个攻势部门，一日宣传部门变成了衙门，那就是阎王殿。”对此，干过好几年宣传部长的李润石非常认同。
所以李润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强调，“对比，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用唯物主义的逻辑以及方法论去看待发生过的事情。忆苦思甜在政治角度上看，是为了维持稳定。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变动，社会变动则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只有理解了变化到底来自何处，才有可能意识到人民现阶段到底需要什么。
只要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就不用担心社会变化对政府稳定造成的影响。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员，人民的感受也同样是我们的感受。
党作为先锋队，更需要直面变化，直面变化对人民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变化背后的矛盾基础，以及如何应对变化所引发的问题。
而这次对比的目的是让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群众能够看到变化的内容，以及从已经发生的过往中理解到已经结束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变化中的主要矛盾结束后，从次要矛盾转化出来的主要矛盾，以及在全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矛盾。
如果想真正让人民群众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就必须反对忆苦思甜！”
除了在发动这场刚开始的时候强调了“反对忆苦思甜”之外，李润石在之后的过程中多次公开明确强调，并且相当关注这次充满了主动进攻性的宣传运动。
作为一名革命家，以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政治家。李润石发动这场主动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团结大多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只有通过对比，以及引导人民对于这场对比的理解方式，才能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一次真正的大普及。
当家三年狗都嫌。如果从1915年开始，中华文明党执政已经30年。在不同阶段执行的政策中积累了大量的怨念。虽然建设成果极为巨大，却也没办法消除这样的怨念。这才有工作上并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总理吴有平都被搞出了一个“吴嵩”（严嵩）的外号。
只有对何锐时代的经历进行一次梳理，反思，才能让中国全面迈过这个阶段，走向全新的时代。这不仅是对何锐时代的同志们有一个交代，同样也能避免因为无法理解到时代变化，而产生错误预期，从而给新时代背负上沉重包袱的现实问题。
从4月进行到6月，整体的宣传运动成果让李润石比较满意。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新中国”的概念彻底深入人心。
李润石最希望团结的是1920年后出生的人民。他们到现在最大年龄不过26岁，正是最能接受新事物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李润石要在卫星直播中发表“世界是年轻人的”讲话的原因。
这一代的年轻人中有2000万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代的全部年轻人都被纳入到了总动员体系。接受了集体教育以及战争的洗礼，战争的胜利让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接受了新时代的理念，有着建设祖国，建设更好生活的意愿，以及与整个社会接轨以及合作的经验。
从反馈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完全接受了新中国的理念。他们认为何锐政府开创了新中国，而不是北洋旧政府的延续。
同样，有了媒体的系统性宣传。年青一代也理解了不管北洋政府或者是何锐政府，都是中国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存在。以始终没有中断的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北洋政府与何锐政府之间存在先后顺序的关系，以及存在人员和血缘的联系。
但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有着一道天堑鸿沟。这道天堑鸿沟的标准在于，中国到底是权力者的中国，还是人民的中国。
在理念上的胜利之外，政策宣传和解释的胜利也令李润石非常满意。譬如人民终于理解了土改政策，就是极大的成果。
土地赎买政策彻底完成了土地全面国有化，让人民公平的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还通过赎买，向人民提供了一笔钱，使得后续的小商品经济发展有了货币消费力的基础。
由于土地革命政策太过于成功，彻底消灭了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所以普通民众都没人去称赞土地政策。反倒是何锐政府搞的土地改革中，为了消灭对抗的敌人，导致了两三百万人死亡的事情成了一群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小地主阶级用来批评何锐政府的理由。
搞笑的是，同样是地主，面对土改，中小地主阶层反抗的最激烈，真的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怎么回事的大地主阶层中只有少数顽抗到底，其他人反倒是直接给跪了。
这些大地主阶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都技术性的遮掩面部，反倒是真的对于土改政策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何锐要通过土改“解决破产农村的资产重组政策”是真的抓住了当时农村破产问题的关键。
虽然在这部分宣传中，不少地方乃至于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因为理论水平不足而失去了这部分宣传工作，但是从整体来看，将人民对土改政策理解，从“仁政”视角变成了“解决破产农村的资产重组政策”，还算是成功。
李润石在意的是“资产重组”的政策到底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资产所有者”。如果宣传者认为资产充足是“资产所有者”吃亏了，那就肯定不自觉的会认为死了上百万人是一场社会的悲剧。如果认为资产重组是为了解决农村人民破产的问题，那么因为个人利益而对抗社会发展，就是那些人的个人悲剧。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明善恶，知因果。将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分辨清楚，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是李润石发动这场宣传进攻的目的。李润石知道，何锐也从来没兴趣给自己辩解。但是作为政权来说，却有义务让人民知道真相。
只是何锐死的早，在何锐生前有太多更重要的其他主要矛盾，根本不能在以前进行这样的全面宣传攻势，通过梳理过往政策，从而给已经结束的矛盾盖棺定论。
现在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如果此时不去盖棺定论，暴露在外的过去的尸骨在腐朽后就会成为有毒蚊蝇的孳生地。也不知道是因为人民觉醒了，还是宣传的攻势太成功，以至于本以为会跳出来的反对者们都很安静，并没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
由于没有反对者出来唱对台戏，宣传部门准备的不少方案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在生活发展对比方面这个本来会引发很大争论的领域。
三十年前已经成年的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近三亿，所以各地不同阶层的人民生活水平都非常清晰。1946年普通民众的生活已经全面超过了三十年前小地主的生活。
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普通人可以在冬天吃上来自于南方热带地区的水果。只是在吃穿用住方面，城市普通民众享受到的社会生活在涵盖面上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中等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能够享受到的。
这种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变化就不能用“破产重组”来解释，而是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也就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曾经去理解。
1924年前的旧中国，国家的权力者们没有发展能力，缺乏国家发展意愿。民间虽然有意愿却没有能力。整个的无力化，导致了旧中国的全面绝望。
新中国则有能力有意愿，但是新中国没有全国的政权，这就是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革命战争胜利的结果就是中国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在新中国的发展中，何锐政府任用了一些旧时代的官员，与国内外的资本家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很多有利于双方的合作。但是这种发展的本质与旧中国完全不同。
当然，这些合作的确存在了剥削，以及过程中出现了贪污腐坏，违法犯罪，甚至是国内有人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但是这些问题的定性就不能用简单的不死不休的敌我矛盾来看待。为此，李润石还专门写了《论十大矛盾》的文章，来对这些讨论进行指引。
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6月，人民对这次宣传攻势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兴趣。因为在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层面上，该说的都说了，该理解的都理解了。更高层面的问题超出了人民的接触范围，没有了能够理解的基础，自然就没了兴趣。
到了此时，终于开始有亲资产的媒体跳出来与央媒打起了擂台。
也就在此时，纽伦堡国际法庭结束了对英国、比利时的审判。英国首相丘吉尔，殖民部大臣等英国官员，以及比利时国王、比利时殖民部大臣在内的一大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员们被判处死刑。
这个消息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欢庆。虽然早就想让这些罪犯去死，但是公开判决他们死刑，无疑是最能扬眉吐么。
不少比较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刊登了读者来信，请求恢复诛九族，凌迟，腰斩等酷刑。
李润石早就做了准备，国民日报立刻发表了《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历史，但是走不出过去就没办法迈入新时代》的文章。
“……旧时代的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部分，不管这个时代多么血腥、残暴、无耻，都不能否定，也不能忘记。但是人类文明必须进步，而不是被旧时代绊住手脚。
酷刑是为了留下深刻的印象，沉浸在对旧时代的酷刑处决，意味着我们依旧止步于旧时代。
人民们，革命者们。诛首恶，释从犯，不是与旧时代的罪恶妥协，而是在判决了旧时代后继续大步向前，迈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