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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上)

    隆庆五年五月十九,太子伴读高务实回京销假。

    事实证明,出门远行,不仅带着两百骑丁很有必要,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高务实这一路归来,托了高拱的福,即便带着高达两百人的家丁,沿途驿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着,丝毫不敢怠慢了。

    当然,驿站虽然肯尽心尽力,架不住高务实这个队伍实在太大,大多数驿站安排不下这么多的人和马匹,只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

    不过好在高务实出行的盘缠带得足够,每到一地驿站都会主动出钱,并且还比较大方,只需驿站方面跑腿安排,不仅不会亏本,还能从中小赚一笔,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缘。

    当然,高务实如此大方,也不仅是为了一点路人缘,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段拉一下和驿站吏员的交情,然后抽闲暇休息之余的时间向他们了解一下现在驿站的真实情况。

    历史上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明朝末年时,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站系统。原本在陕西当驿卒的李自成突然失业,失去生计的他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为了节省区区几十万两白银,却丢了天下。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仅高务实所知道的,明朝就至少有两次裁撤过驿站系统,之前的嘉靖帝和将来的万历帝都曾经或将要干。

    问题在于,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裁出了余粮,而只有崇祯裁出了个李自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高务实也知道驿站系统花费巨大,是朝廷开支的一项大头,将来高拱不倒,也肯定是要向驿站系统下手的——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在考虑了。所以,高务实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这件事稍稍摸个底。

    要理解明朝皇帝对各地方驿站的态度,首先就要弄清楚这套系统的运营模式。事实是,如果仅仅把它看一个简单朴素的官营旅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除了我们通常都知道的邮政和军事情报传递用途外,也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

    根据高务实向沿途驿站办事人员的了解,按照此时的规定,大部分驿站都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经常有为官员们服务的驿站,其居住条件甚至不会比当地地方官的住所差——路过的官员有不少都比当地官员级别更高、权势更大,怎么肯住得差了?

    一座明朝驿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驿丞宅等设施。大部分标准的驿站,有10间供官员居住的上房,20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驿丞宅和办公室。当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还必须配齐马夫、驴夫、步夫、馆夫、库夫、斗级、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驿站内必须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甚至还有为备用的仓库和临时监狱供各类官员使用。

    所以,此时大明的驿站,就像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遍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上。为全国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而其服务项目,则远比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为全面一些。

    明朝驿站的服务职责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务,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不仅有享用者的配套设施,还要供应全部的服务人员。

    其次是车马供应,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情况为例:西安驿有常备的马27匹、驴10头、拉车的牛若干、大车若干。如果这些还嫌不够,就可以叫上百名驿卒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毕竟,这些底层官吏比起骡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此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而办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给,那么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的。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既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那实在不怎么样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这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张居正这个办法,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

    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他一贯同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你关了一道门,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围三缺一”类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以防困兽犹斗、鱼死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