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反腐的难度极大，项南还是大力推动。
因为不反腐是不行的，大明朝国力再强盛，也架不住一堆硕鼠围着它猛啃。
不消灭这些硕鼠，老百姓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而文官反贪虽然艰难，但是那些贪官污吏并非无懈可击。
项南之前查军队反腐时，就已经找到了不少的线索。很多将官的贪腐，都是与地方官、士绅、豪商勾结而成的。
比如边关的将军走私军械，自然不是自己亲自去卖，而是交给中间商处置，因此很多商人借着做中间商赚差价发了大财。
这些商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自然不会只跟军中合作，同样也会跟地方官合作，将许多违禁物卖到关外去，比如茶叶、铁器、盐巴、粮食、布帛、药材等。
因此项南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犯罪材料，只是当时他正在全力主持军中反腐，不想双线作战罢了。
如今军中反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完成，项南自然就能够开辟第二战线了。
他随后就顺藤摸瓜，开始查这些文官的事。
他命令锦衣卫全体出动，让那些官员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交代问题，一天交代不清楚，一天不许放出去。
而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功，包庇有罪。如果能够及时坦白交代，或者供出其他罪人，自己就可以减免罪行。
本来是杀头，可以减到流放；本来是抄家，发卖家人为奴，可以减免家人罪行；本来要被流放的，可以减到打板子…
当然如果一味抵抗，不肯认罪，一旦查实，便会罪加一等。本来贬谪、流放、抄家的事，罪加一等就是砍头。
为了避免锦衣卫造成冤假错案，项南还禁止锦衣卫使用刑具，不允许他们刑讯逼供。
毕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兔子都得被打得承认自己是狗熊。为了减罪再继续攀咬下去，全国都没有一个好人了。
朱元璋时期，查贪腐弊案，就是用这种方法，往往就是一个案子就牵出一大堆官员，弄出一大堆的冤假错案。
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涉嫌贪污，气愤的朱元璋立刻把他杀了还不解气，还让人剖开他的肚子看看他都吃些什么“昧良心食”。
结果锦衣卫剖开滕德懋的肚子之后，才发现这位曾经的户部尚书的肚子里，只有一些粗粮和野菜…
因此项南不想错杀一个清官，但也不想放过一个贪官，所以才要锦衣卫详查、细查，而且不能刑讯逼供，鲁莽行事。
即使如此，被锦衣卫查出的贪官污吏也是数不胜数。从天顺九年初到天顺十二年，查出的贪官污吏多达二十余万人，堪称是触目惊心。
当时明朝有编制的官员，都不到五万人，可是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多达二十余万人，可见贪腐真是无处不在，洪洞县都没好人了。
查出这么多贪官污吏，项南恨不能全给杀了。
但最终他还是没敢乱杀，真要把这二十多万人都杀了，那就没有足够的官员做事了。
毕竟靠着科举，每三年才能选出几百名进士。就算项南年年开恩科，也得花好几百年才能选出二十多万官吏。
而且项南知道，很多官员之所以贪腐，也是迫不得已。
一来，明朝官员薪俸定得太低，养活自己一家人都很困难。好像滕德懋贵为吏部尚书，都只能吃野草、粗粮；海瑞要做清官，差点把一家人都饿死。
项南知道人性本来就贪婪，指望官员全是圣人也不可能。就连他自己，都做不到安贫乐道，又如何能强求别人；
二来，贪污的大环境如此，当上级都在贪得时候，自己不贪就不容于上下级，不容于这世上。
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江，警匪一家，沆瀣一气，警员收规费，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不收反而不对。
《五亿探长雷洛传》中，雷洛刚开始都想做个好警员，但却被层层打压，在警界根本待不下去，最后不得不选择贪。
所以项南考虑，应该给他们一个悔过的机会。
因此他只杀了贪污最多，危害最大的一批人。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辞官、退休的官员予以重击，反正他也已经用不到他们了。
至于贪污较少，危害较小的在职官员，则予以宽大，允许他们戴罪在岗。表现的好以后可以获得赦免，表现不好罪加一等。
这就有点像朱元璋时代了。当时他也是查出了太多的贪官，以至于各地都缺官员做事。朱元璋无奈，只得让那些贪官继续留任。
不过，那些贪官要带着刑具继续办公，称作“戴死罪、徒流办事”，或“戴斩、绞、徒、流刑在职”。
项南倒没朱元璋那么狠，没给那些贪官带上刑具，但也死死地盯着他们呢。敢再犯事，就不是缓刑了。
经过这一番反贪之后，大明的官场，算是被项南彻底清洗了一遍。
凡是贪污的，腐败的，平庸的，无能的，有二心的官员，全部被他清洗了下去，这也让大明官场的风气为之一新。
老百姓更是欢呼不已，那些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官吏都被项南抓去砍头，让他们自然觉得痛快。
而受了这股风潮的震慑，那些官员都能老实一阵。以往的苛捐杂税、摊派徭役，以及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的行为都得到了扼制，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都高兴。
这也让项南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项南也借此大力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以及“耗羡归公”三项政策。
这三项政策都是切实触及官员、士绅的切身利益的。单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一条，就让那些官员、士绅有切肤之痛。
因为在此之前，官员、士绅是不需要缴纳税赋的，也不用服徭役。这些赋税、徭役都由普通百姓承担。
而在明朝，贫富差距十分之大。贫者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一穷二白，还要承担最多的徭役、赋税，自然是苦不堪言。
而那些官员、士绅田地连阡累陌、房屋鳞次栉比，却不用服徭役、缴纳税赋，自然乐得逍遥。
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正因此，明朝农民起义不断，频次之高，历朝历代都相当罕见。就算是史称的“仁宣盛世”、“弘治中兴”时期，依然爆发了十余次农民起义。
相比起来，备受诟病的康雍乾三朝，却没有爆发几次农民起义。
(本章完)